□ 本报评论员 钱飞鸣
“真相的力量穿透时空，让谣言化解于无形，让人心沉着镇定。”《瞭望东方周刊》的评论是这样形容信息公开的作用。铁一样的事实表明，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信息公开让公众看到了政府应急的效率和能力，也凝聚起抗震救灾最不可缺少的人心和信心。就连一贯苛求的西方媒体，都以欣赏的眼光记录着中国发生的一切。
信息公开是进步，但是信息公开不能仅仅限于特殊时刻。在国家法律框架中，信息公开是制度设计，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无论是特殊阶段还是平常时分，稳定的秩序和理性的公众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石。做到这一点，准确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开是政府的必修课。此次地震灾害，信息公开无疑取得了积极的开局，眼下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
对于“信息公开”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现时关于抗震救灾的报道中，“辟谣”成了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语。毫无疑问，政府部门及时地“辟谣”也是信息公开的一部分。不可否认，有些社会传言别有用心，但是绝大部分更应当被认为是“质疑”，而且这些质疑源于信息不对称，更需要处于强势方的政府部门给出真实的信息。学会质疑，学会应对质疑，公众与政府都在这场灾难中成长。比如网友质疑的“天价帐篷”，真相是救灾帐篷的价格可能是全国最低，这有力地表明社会的善心没有滥用。比如一度失踪的汶川县长，媒体的报道披露的行程是：幸运躲过灭顶之灾，就地组织自救，跟随部队空降震中映秀镇……真实的信息展现的是一个敬业的公务员。
在“信息公开”的背后，是公民社会的崛起。漠视民众的呼声，我们可能放任社会整体进步契机流失；政府顺势而为，收获的绝对不只是一次抗震救灾的胜利。电视镜头关注着一个羌族山寨的救灾物资分配，在村民的集体表决中，帐篷放弃了“按户分配”选择了更为公平的“按人分配”。或许，在透明的分配过程中孕育着基层民主。在过程透明的呼声中，起步阶段的慈善制度也在走向成熟。保障廉洁运作，我们的慈善基金正用专业监督审查、提高媒体曝光度这样的公开机制赢得越来越多的信任。面对公众“信息公开”的诉求，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比如救灾物资的发放，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比如灾区小学的重建，审计部门表示公开介入。
在悲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在应对中推动社会的进步。坚持信息公开，正是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