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一旦人们为自己的生计而发愁，政治家就告诉他们去“寻找机会”或“获得更多的技能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的信息中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市场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争取到属于自己的那小块“蛋糕”。
特朗普总统拒绝这样的假设。对他来说，创造经济繁荣的方式就是“遵循两个简单的规则：买美国产品和雇佣美国人”。特朗普沿着这个思路做了很多小的改变，包括他在国会作的证词，他在周三前往密歇根州与汽车制造商们会面前的准备工作。特朗普身上结合了老式的重商主义和“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的风格：我们将把美国人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通过羞辱和诱惑的方式让企业选择在美国建厂和招聘。特朗普的做事态度传达出的一部分吸引力是：谁都救不了你，只有我可以。
虽然特朗普的经济学说可能会因为具体细节而发生自相矛盾，但具体细节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而且他的经济学说有一定的不可否认的逻辑。它回答了过去三十年左右几百万人对于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谁为我想想？而不是说“你先等等，最后问题都会解决的。”特朗普的经济学说提供了一种在情感和心理上令人满意的回应：你的问题优先。
这一经济理论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显著偏离了决策者的长期经济思想。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倾向完全是民族主义的。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地那样：“立足于美国的政治基础将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诚，通过我们对国家的忠诚，我们将重新发现我们对彼此的忠诚。”相比之下，在跨国企业家和其他政治家看来，繁荣的道路在于促进全球贸易和跨国经济一体化。特朗普提出的核心理论以及他偏离多年的经济学说是为了告诉人们，他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全球化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必然伴随着工作岗位的损失。
二战的爆发催生了全球主义的共识，当时人们认识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以邻为壑”政策创造了帮助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此外，哲学家康德在150年前断言：“商业精神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并且它与战争水火不容。”受到互利经济关系约束的国家正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希望各自能够和平发展。法国外交部长舒曼(Robert Schuman)在1950年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时的声明也谈到了这一点：“紧密的生产合作将使得法国和德国之间不仅发生任何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在本质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二战甚至还没有结束之前，44个同盟国就共聚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了一个新的和平的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该秩序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货币，由世界银行协调投资和发展，并且通过签署《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来减少关税和促进国际商业。十年后，欧洲人开始通过建立共同市场来追求自己的经济一体化，后来演变为今天的欧盟。
随后的几十年带来了“超全球化”的趋势，这是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的概念。美国出口占其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大约13%上升到1960年中期的30%。而全球化也远远不止是企业将成品从全球的一个地区出口至另一个地区。如今最大的企业都是跨国公司，它们具有精细、复杂和脆弱的供应链，这条供应链跨越全球并且分散生产，这主要是基于成本或靠近市场的考虑。并且，正如经济学家黑尔珀(Sue Helper)指出的那样，这种逻辑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生产从一个州外包给另一个州，这常常使国内的各个州之间也陷入直接竞争。
超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全球财富积累，并降低了消费者的负担。过去一代人已经看到了全球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在中国，如今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崛起。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证明，在198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了40%至66%——这是历史上中产阶级收入增长最快的一代。
然而，众所周知且备受关注的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美国数百万中产阶级被甩在了后面。与经济学家所假设的模式不同，那些将工作外包给海外的地区并没有完全受益。根据皮凯蒂(Thomas Piketty)、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Gabriel Zucman)所提供的数据，在1980年至2014年间，美国成年人的税前收入平均增长了61%，但处于最底部的50%的人只获得了1%的收入增长。而前1%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了205%。
特朗普和希拉里(还有桑德斯)都设法解决这种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克林顿侧重于“我们凝聚在一起，会变得更加强大”(Stronger Together)——这个口号与全球主义观念相呼应。特朗普看了同样的情况，然后提出的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个口号在经济学上没有什么优点，但它至少呼应了人们的真实感受：他们被美国遗忘了。
当然“美国优先”的口号也有黑暗的一面，这要从它带着纳粹主义的倾向说起。尽管这个口号可能对美国人有一定的经济吸引力，但其对于移民和外国援助等问题的影响将是不人道的。事实上，“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排第二”，而是“其他人靠边站”。
在特朗普上台的前几个星期，他已经展示了“美国优先”实践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他逼迫一些制造商承诺将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特朗普的支持者之间分享着这么一个看法，即特朗普可以这样做，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商人。他知道商业领袖握有控制权。他知道，当那些领袖说自己“没有选择”只能把生产放在墨西哥时，这是一句谎言，就比如Carrier公司。当Carrier改变计划时，它提出了进步论者代代相传的观点：企业需要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它们不仅仅要服从市场。
这种说法是对以供给侧为重心的垂滴经济学的一种彻底的拒绝。垂滴经济学的假设是完全相反的，它提出在商业领袖的决策过程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努力中，政府绝不能插手。特朗普了解商业，所以他可以拿起电话说服企业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他将让企业确信以国家利益行事也是为了它们自己的经济利益。
在实践中，特朗普似乎将会推行非常符合老式的供给学派经济学路线的政策，它与现有经济证据相驳。这包括一系列的政策：为富人提供大规模减税，放宽监管以便支持处在最糟糕时期的金融部门，私有化和削减医疗保健开支，去除消费者保护，以及侧重于碳集约式能源生产。每一项政策都是为了通过减少监督和干预来确保公司能够有更大的余地获取利润。它还使拥有垄断力量的公司能够紧紧保持优势，挤出竞争对手，和继续获得特大号的经济“蛋糕”。
特朗普关注在国内创造就业是正确的——多年来政策制定者们一直把繁荣的希望放在海外，而不是想着如何把这些机会交付给美国各地，美国经济已因此支离破碎。不过当前美国最大的一些公司都是跨国企业，而不是仅限于国内市场，所以很难想象“美国优先”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跨国企业似乎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特别的忠诚。它们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寻找可以避免向任何国家的政府缴税的办法。正如经济学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他的著作《隐藏的国家财富》(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中所指出的那样，家庭的全球金融财富有大约8%隐藏在海外，而且没有向任何政府缴税。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政府对全球资本征税和监管的能力越来越弱。
美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它们的总部并不在特朗普获得选票优势的那些社区。所以总统的电话是否足以改变它们的商业计划？如果这些社区从商业考量的角度被抛在后面呢，例如学校的长期投资不足以培训足够多的工人，缺乏发达的基础设施或进入门槛过高？
据Vox报道，一些政治学家认为特朗普的胜利代表了“现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口气”。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提出，他认为这种“分裂的”总统会出现在一个政权周期结束但另一个政权周期尚未出现的时期。虽然这些分裂的总统通常是一个党派的领导，但他们并不束缚于该党的意识形态。虽然特朗普可能无法兑现他的承诺，但他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去作出这些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