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证监会核准设立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引发业内关注。凯石基金是第一家全部由自然人持股的“私转公”基金公司，而“私转公”的杨爱斌也是鹏扬基金的大股东。业内人士认为，在政策允许自然人作为主要股东发起公募基金公司的背景下，这几年“公奔私”的大潮中，也出现了私募“回流”公募的现象，设立基金公司并革新公募专业人才激励机制，未来必将给在人才方面存在困惑的公募行业新的启示。
自然人发起设立基金公司
继鹏扬基金以后，凯石基金成为业内第二家由阳光私募转向公募基金的公司，并且凯石也是第一家全部由自然人持股的“私转公”基金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有10年的公募从业经验；而鹏扬基金的总经理杨爱斌，曾担任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投资总监。两位新任公募掌门人，过去均来自公募基金，但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奔私募”，经历多年之后重新返回公募。业内人士认为，公募专业人才的“回流”再创业，必将给公募基金行业带来不一样的变革。
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在《关于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132号》中，明确自然人可以成为基金公司的主要股东发起设立公募基金，“主要股东为自然人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在境内外资产管理行业从业10年以上；非主要股东为自然人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在境内外资产管理行业从业5年以上。”
以往大部分基金公司都是由金融机构发起成立，主要股东背景强大、实力雄厚，但是基金公司的专业人才、投研团队，则与股权无缘，更多只是“拿工资”工作。为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这几年公募行业一些公司也在进行股权激励改革，但是真正实现者寥寥，改革阻力仍很大。而在自然人可以成为公募基金主要股东的大门打开之后，杨爱斌、陈继武等曾经奔私的公募投研人才均以自然人身份发起设立公募基金，“回流”公募行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人力资本革命。
从两家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凯石基金是清一色的自然人持股。陈继武出资6500万元，占比65%，任第一大股东，李琛出资1540万元，占比15.4%；还有王广国、李国林、陈敏、朱亲来分别出资490万元，比例均为4.9%。其中，陈继武担任董事长，李琛任总经理，朱亲来任督察长。而鹏扬基金则是杨爱斌个人持股55%，上海华石投资持股45%，杨爱斌既是公司总经理，也是投研团队的核心。
革新专业人才激励机制
“私转公”触动公募神经
作为“私转公”、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公募基金，杨爱斌、陈继武均表示未来在专业人才激励机制方面会有不一样的动作。
在杨爱斌看来，资本并不是公募行业的决定因素，专业化的人才、尤其是训练有素的投研人才才是公募事业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鹏扬基金发展依靠的就是公司灵活的机制和彻底的人才市场化举措。
杨爱斌认为，公募行业当前力推的事业部制并非解决人才激励问题的灵丹妙药。一方面，事业部制签约多则3~5年，少则1年，这样的考核容易导致业绩短期化；另一方面，同时推行多个事业部制会分割公司内部资源，无法形成投研合力。“事业部制并不是彻底的、长期可持续的人才激励措施，彻底的人才市场化做法应该是股权激励。”
杨爱斌表示，鹏扬基金未来的股权结构中，预留了20%以上的股份激励公司的核心骨干和优秀投研人才，把公司的优秀人才变成公司的股东，分享与公司共同成长的收益。“我认为，这才是彻底解决公募人才激励问题的方案。”
陈继武也持类似看法，“我们几个合伙人在公募做了很多年，对原来公募存在的问题感同身受，有切身体会。这次我们用全部自然人持股的方式来解决以前存在的问题。第一，凯石基金在机制上会吸收私募的一些好的做法，比如股权，主要的骨干和管理层都是持股的，未来公司股权将进一步分散，我们致力于成为一家由专业人士持股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第二，激励机制是向团队倾斜的，将激励机制、风险收益做合理配比，建立长效的发展机制。”
回头来看，这几年公募基金行业再次掀起“公奔私”的大潮。邱国鹭、王鹏辉、王卫东、曹雄飞等多位明星基金经理离开公募创办了自己的私募公司，刘青山、吕宜振、俞岱曦、林利军等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也选择离开公募创业，实现自我价值。
有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几年大批明星基金经理、总经理“公奔私”，其背后原因是以往没有制度来保障专业个人在公募基金的价值，公募作为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机构，却在激励机制等多个方面一直很难有突破，“无论对总经理还是基金经理而言，公募事业发展再好，终究是他人的事业。机构股东凭借资金优势成为最终的获利者。”
如今，随着杨爱斌、陈继武等一批公募投研老将，转了一圈后“回流”公募，监管允许自然人作为主要股东发起公募基金。专业人才在公募也寻到了点“当家作主”的味道，类似私募基金由核心成员自己当老板、管产品，允许股权激励、自负盈亏。未来在公募行业必将引起一场全新的人力资本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