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者，犹水之就下也。自从2015年11月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寄予厚望，力图借此完成中国经济势能转换。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一年多以来成效明显，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比如在去杠杆方面，个别领域的杠杆率去年还有所提高。
吴敬琏在发言中表示，去产能主要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同时要慎用行政指标的方式去，否则难以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部分低效的企业可能并没有受到压缩。
在比较原来纺织行业去产能和当前钢铁去产能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直言，只要让民营企业起主导作用，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是可以自发起作用的。
国企去杠杆去产能效果不彰
2月1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回应当前经济运行热点问题时表示，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年度任务超额完成，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市场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有序推进，实体经济成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补短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在吴敬琏看来，2016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得失互现的情况，比如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显著，但部分企业杠杆率甚至还有所提高。
对于去杠杆成效不明显，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也表示赞同。他给出的数据显示，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虽然略有下降，但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61.2%上升到了61.5%。
杠杆率的上升也促使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累积。吴敬琏认为，这将使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杨凯生认为，造成我国企业杠杆率过高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都是来自财政拨款，后来的“拨改贷”改革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备，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变得狭窄了，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在杨凯生看来，通过“债转股”去杠杆的方式只是治标之计、应急之策，降低国企杠杆率就应该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
在杠杆率上升中，国有企业表现明显。多位与会专家指出，国有企业也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
周其仁表示：“据我们观察，如果一个领域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基本上不容易产生过剩产能问题。网络领域、餐饮业很难看到有过剩产能，但是在国有和民营并存的领域里头，就很容易形成过剩产能。”
对此，张文魁也有同感。他以纺织业为例说：“纺织行业1998年也经历了去产能，从4000万锭压到3000万锭，从2001年到2011年又开始产能扩张，到2010年产能到了1.2亿锭，是压产能之后的4倍。但是从2011年又开始去产能，从1.2亿锭压到了1.1亿锭。不过这一次是自发的、由市场驱动的去产能。所以目前市场的资产周转率是164%，利润率也是比较好的，现在大约有9%。”
但是钢铁行业却没能体现出这样的状况。张文魁提及，2000年钢铁行业的负债率54%，现在67%；资产周转率2000年是53%，现在是97%；利息保障倍数当时是2倍，现在是2.9倍。
靠市场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对于“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困难，吴敬琏认为这与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框架结构推进不够快、不够实有关，就造成市场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能通过激励创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吴敬琏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的改革也获得多位与会专家的认同。张文魁直言，只要让民营企业起主导作用，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是可以自发起作用的，如果“国进民退”，还不能叫真正的改革。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发言中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市场合理分配资源来改善供给，实现有效供给。
另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去杠杆既要降低杠杆存量，更要控制杠杆增量，达到宏观上动态稳杠杆的效果。健全对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自我调节的机制，对高负债甚至资不抵债企业及时进行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
(原标题：市场主导：去产能去杠杆不宜依赖行政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