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主办，以中国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为主题的上海金融论坛在上海举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席会议并做主旨演讲。
朱民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低位运行，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低投资、低贸易的状况，全球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人口、需求、收入分配、社会等等，中国也面临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获得初步成果，但是挑战还继续在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和中国都要有结构改革。
以下为文字实录：
朱民：感谢杨燕青高度的评价，实在是不敢当，关于未来的IMF总裁的候选人，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拉詹是很有可能存在的候选人，将来有一天论坛可以说我们曾经很骄傲的请了现任的IMF总裁成为我们的演讲嘉宾，所以特别感谢王江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大家做一个沟通和交流。
让我讲经济，让我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合起来讨论，所以我的题目叫《世界经济与中国：结构变化和调整》，全球经济我认为还在低位运行，理解今天的经济形势我觉得特别重要，2010年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弹，反弹以后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往下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PPP衡量，今年大概是3.1左右，用美元衡量也就是2.5左右，所以这是相对比较低的水平，通常危机以后它都会有一个反弹下跌再反弹，只有这一次非常反常的持续的在低位运行，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很多人预测如果持续下跌，它会进入危机，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反弹，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我认为这是在一个均衡的，但是低位的运行，而且未来呢风险还是在下行方面，就下行空间为主，与此同时呢，通货紧缩的状态，我们用的是工业产品价格，这个跌的特别明显，表明了全球竞争的激烈，我们用这个红线表明有多少国家工业产品价格为负，40多个国家，这个黄线是多少国家工业产品价格低于1，多少个国家低于2，可以看到大概130多个国家总体的工业产品价格低于2，就低于通常的通货膨胀目标，全世界是处于一个通货紧缩的情况，这也是现在面临的很大的现象，与此同时，虽然通货膨胀很低，但是实际利率下跌非常厉害，因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实际利率为负，这又是过去30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是一个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低贸易、低FDR、低油价的七低状况，但是这是一个低的均衡状况，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个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这是我们在2007年对全球经济做的预测，经济假设沿着这条线走，危机以后略有下降平移到这个红线，而黄线是实际经济运行，所以危机把这个经济平行往下压了一大截，以后经济一直没有超过原来的轨迹，通常危机下跌以后会反弹再回到原来的轨迹，所以这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是巨大的，世界经济在过去8年损失了15%的GDP，而且现在这个缺口越来越大，他把全球的经济水平平行的下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看未来的潜在增长速度，这是你政策的基础，你潜在发展的基础，对增长函数分解的话，蓝的是资本的增长速度，红的是劳动力增长速度，2015年以后开始有所反弹，但还是处于低位，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很低，因为劳动力增长速度在下降，虽然给了FDR很高的权重，但是总体来说潜在的劳动增长力是在下降，造成了两个影响，第一把经济运行的平面给压下来了，第二它把全球经济增长的动态的速度给减下来了，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今天全球经济我认为是处在结构性的低位的持续性的，但又是一个均衡的状态运行，这是我们全球大的背景，民粹主义的产生就给这个背景产生了很大的波动，这是另外要讨论的。
在这个时候水平下降，就总需不足，需要总需求政策，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说的，但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总需求政策非常有限，现在为止危机已经把各个政府的总需求政策宏观的政策空间用完了，2007年我们假设发达国家的财政债务是100，当时的假设整个的债务2007年预测应该往下走，但实际因为危机原因，政府的债务上升了50%，增长了一半，现在看来缓缓下降，一直到2020年、2021年，如果现在按照特朗普的趋势，这根曲线会继续往上走，同样的案例发生在新经济国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这个图特别有意思，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这是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重，这是为了债务能付多少利息，大家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整体，这是日本这是美国，2007年的时候整体债务71.6，2014年达到104点，增长了37%左右，但是你可以看到付息成本从2.9%还是2.9，日本的债务从183的GDP增长到240个GDP，付息成本从1.9下降到1.8，债务上升30%到40%，负债的利息成本下降，好开心，你当然可以更多的借钱，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的互相的纠缠，在去杠杆又加杠杆的两重双刃作用，债务已经很高了，你没有空间，如果利率水平上升，就意味着你的付息成本会上升，所以你的财政空间立即会减少，利率水平上升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一动就是讲50个基点，讲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特朗普侯选以来到现在为止美国十年期的上升已经接近1%，所以现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你没有财政政策你也不敢对货币政策，就这两个政策的空间给卡死掉了，这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政策空间的具体情况，与此同时，利率水平太低，现在28%的GDP在负利率，日本、丹麦、瑞士等等等等，负利率对储蓄是不好的，对银行对消费对增长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的，但是负利率表明整个央行在宽松的空间，仍然这个空间变的越来越小，他也支持美联储逐渐的恢复，所以利率还是在走向上升的通道，继续宽松空间没有了，所以没有政策的宽松空间。
经济低位运行，没有总需求的宽松政策空间，所以是结构改革，而确实确实在世界经济整个格局里，我们发现了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人口在发达国家和新经济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这个顶峰在2008年危机那一年很有意思，然后就逐渐下降，但是非洲国家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顶峰在2060年然后逐渐下降，整个人口的公民从高GDP国家移向穷的国家，这对资本配置和总需求当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在经济学中最大的变化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的需求偏好在发生变化，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贸易速度下降，为什么，有很多理由，特别是产业链的成熟，关税下降不再起主要作用，但是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们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随着收入的上升在下降，这是在危机以前2003到2006年，就是每一块钱你花在对进口商品上，这是2012到2015年，如果收入的贸易需求弹性不变，所有的国家应该在这个线上，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和新经济国家都在这个线下，表明在每新增加的一块钱的收入的弹性，对进口品的需求在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在经济学中需求偏好的变化那一定是根本的，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但直观可以说，像我们这一代所谓婴儿潮的人退休不会买房子买车，迁徙一代人天生不买车不买房，更多的消费服务业，整个世界经济在变迁，贸易下降，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结构问题，如果这个继续走，往传统上支持全球化基本的假设会变化，会引起根本的投资变化，这又是一个大事。
所以，当然贸易下降了，绿的是全球的GDP增长速度，1986到2007年4%左右的增长，但是贸易增长永远是GDP增长的1.6左右，危机以后第一次过去50年来贸易的增长低于GDP增长，而收入对贸易的需求弹性的变化我觉得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变化，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全世界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我觉得如果是一年两年的产能过剩这只是周期问题，如果持续的产能过剩这是结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以欧美日产能在危机中产能下降，整体的是下降了，最典型是美国，持续下跌，跌到现在75.5%，产能过剩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全世界产能过剩，而前面我们讲的贸易品的需求下降，前面讲的整个的GDP的增长速度放慢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因此表明全世界面临结构调整的需要。产能过剩，全球的贸易过剩，贸易厂商的出口边界利润有多高，5.9的话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危机以前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服务业开放，需要把服务业引回到美国，当时服务业占美国78.6%，今天仍然服务业占美国GDP的78%，奥巴马的口号失败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服务业占比继续提高，这个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贸易需求下降，和对贸易品需求弹性的下降又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整个世界结构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注重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当然投资下降。所以相比2007年，我们用2007年作为基准，假设那个时候是制造业全球化黄金时代相比，到今天为止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下跌了25个百分点的GDP，这里面黄的是私人，绿的是政府，美国人在过去八年里，相比于07年低了25个百分点的GDP投资，平均3个百分点一年，如果你投资这么弱，你还会有增长吗？这个弱投资就变成整个全球经济新的现象，这是结构性的现象，全轻化和反贸易的趋势连在一起。
同时收入在下降，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工资占GDP的比重从65%左右跌到58%，中产阶级从58跌到46，跌了12个百分点，收入分配的变化这只是制造业、贸易等等一系列变化的结果，最终引起的当然是整个的收益结构变化，引起整个需求结构变化，所以又是连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世界整体上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都是下降的，在80年代美国是0.6，90年代达到1.4，现在达到0.3、0.4，这个劳动生差率下降持续下跌表明了经济结构变化，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还在下降，有人认为我们处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用完了创新，第四次还没有形成，创新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的驱动的话，重新把这个劳动生产率给提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是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全球在供给方面、结构方面有很大的需求变化。
与此同时，我简单的回应一下拉格拉姆·拉詹刚才讲的所谓民粹主义，我在基金的时候对全球的各个国家国内的和谐度做了一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五年以前所有的国家国内和谐度是绿的，表明还是和谐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不知道感觉什么，但是现在仅仅十五年，现在完全走到那一边，都是红的黄的，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以前讲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某些区域，中东、伊拉克、阿富汗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是第一次全世界范围国家内部的和谐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变化，这就是拉格拉姆·拉詹刚才讲的再三强调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民粹主义抬头以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而国内的不和谐也一定会进一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在边境引起的矛盾，包括欧洲，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封锁，丹麦和挪威之间的边境一座桥的封锁，使得所有的挪威人到丹麦上班延伸两个小时。民粹主义，国内不和谐，会进一步加强我们传统的地缘政治的冲突，以及会引起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波动，这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全球的。
这个世界是第一层次，第二我们没有总需求拉动的时候，我们在总供给方面我们正在发生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世界是这样，中国是在改革中调整和发展。中国如果没有改革的话，整个经济增长从12年8%左右，现在是6.7%，会更跌的厉害，我们按照政府实行的十八大政策，按照这个改革的话会维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进一步加大市场作用，推进改革的话，整个增长速度还会更高一点，整个改革的力度还在供给侧。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就是供给侧改革，让市场发挥作用供给侧，农民承保责任制供给侧，国企改革供给侧，税制改革供给侧，税制并归供给侧，所以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供给侧。当前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这个平衡实际上在发生，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上升，居民的储蓄在下降，但是居民的消费是在逐渐上升的，去消费对GDP的贡献力度又在提高，中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里调结构是取得成效的，但是这个成效远远不够，我们把中国再平衡和世界几乎所有的和中国GDP水平相同和以上的国家做个比较，这个绿的点是几乎所有国家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取得的成绩，中国的消费和投资比例，投资比例在下降，消费比例在上升朝这个方向在移动，这是好的方向，但是这个移动有限，和我们看到全世界现有的实际情况来比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此同时我们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下降的非常厉害，我们的服务业上升很快，是因为服务业不断增长快，价格上升快，制造业增长慢，价格下跌，所以使得名义增长，这是一个好事，但是也是一个风险。在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金融风险在集聚，我们看到整个公司的债务是在上升的，而不是在减少，调结构取得的成功应该去杠杆，而不是加杠杆，但是在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债务还是在提高，这个杠杆是在加的过程，这是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当然也是结构性挑战。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加在一起的话，世界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处于一个巨大的结构调整的过程，所以世界和中国都需要一件事，结构改革。货币政策作为主导政策的实行，在解决危机的时候，制造总需求的时候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时代过去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依靠结构改革，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你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总需求政策不解决结构问题，只会恶化你的宏观环境，而且现在没有总需求政策，所以我们只有结构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对结构改革主要的政策做了一个分析，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这个是低收入国家，中国在这里，是新型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对农业、对关税改革，新兴经济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对技术、创新、监管等等，所以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在结构改革的同时现在有几个很基本的概念，第一个就是加大产品市场的改革，加大竞争力，加大劳动力市场改革，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特别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从高的制造业到低的服务业，不提高服务业的话工资当然涨不上去，这个非常重要。包括退休，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结构的变化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基础设施投资，投资知识产业，特别是创新和研发，有创新的中小企业，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要支持不是简单的中小企业，是有创新的中小企业。同时帮助传统企业提高效率的投资，这个也很重要，投资人力资本的形成。只有在这个基础才能动用有限的宏观政策的空间来支持结构改革，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不能先用宏观刺激的总需求政策来拉动空间，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没有结构改革的政策跟进的话，这个空间只能制造泡沫，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先把结构改革放在前面，然后用总需求的政策来创造空间，帮助结构改革的政策能够实施。
有些技术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讲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研究怎么拉动企业的研发，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做过分析，联动系数最高的是韩国，韩国政府投入0.5，所以给企业投入3.5的GDP研发，总体我们政府的投入也低，但是拉动企业的投入也低，所以怎么样把企业的研发，投入基础设施的研究，跟企业的研发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具体，很技术事情。比如说要加强对研发的税收抵免，要加强对研发的补贴。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如果要用GDP的预算，通过这个渠道来支持研发，会减少企业40%的成本，增加40%的企业研发开支，在中长期可以提高5%的GDP增长，这是巨大的杠杆作用，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结构改革用财政资源做结构改革，你需要非常小心和谨慎的设计这个机制，你才能达到你想要有的效果。
我的结论，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第一全球经济低位运行，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低投资、低贸易的状况，与此同时，没有总需求政策的空间所以全球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人口、需求、收入分配、社会等等，中国也面临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获得初步成果，但是挑战还继续在前面，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和中国都要有结构改革，提升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能再说货币是唯一的工具，结构改革是世界唯一的工具和手段，谢谢大家！
